中國耕地警戒值研究.pdf

1、為了保護糧食安全之源——耕地資源，國家三次劃定耕地紅線，鑒于前兩次劃定的耕地紅線早已突破的經驗，應該提早研究第三次劃定的耕地紅線是否一定不會突破，如果耕地紅線再次被突破，那么，保障全國城鄉(xiāng)居民食物安全的最后防線一耕地警戒值究竟應該是多少，針對食物安全和用于生產食物的耕地警戒值雙重約束，盡早地謀劃耕地管理對策。近年來，我國城鄉(xiāng)居民主要食物消費包括糧食、蔬菜、食用植物油和食糖等4種是耕地生產供給的。本研究基于食物消費需求量結構建立耕地警戒值

2、模型，模型中的5個參數包括居民人均食物消費需求結構、食物自給率、食物的單產、食品作物播耕強度指數倒數和災害影響系數。全面考慮了多年來我國城鄉(xiāng)居民的食物消費需求結構及消費水平的變化，確定符合國情的三種食物消費需求方案；從國內蔬菜、食用植物油和食糖的生產供給——消費比較分析，國內糧食消費以及國際糧食貿易市場上可供我國進口的谷物數量分析確定食物自給率；考慮到耕地數量和質量管理、食品作物的種植面積以及自然災害對食物生產的影響，選擇影響食物單產的

3、主要因素，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預測糧食、蔬菜、食片植物油和食糖的單產，預測分析食品作物播耕強度指數的倒數變化，并確定了災害影響系數。根據我國的人口一耕地資源國情，集成與綜合運用多元回歸分析、灰色數列G（1，1）模型、曲線估計模型、灰色關聯分析、能值分析理論、MAPGIS成圖技術、傳統(tǒng)對比分析方法、邏輯思辨方法等多種理論和技術方法，在研究耕地警戒值模型中的各項參數基礎上，依據耕地的基本功能一生產糧食、油料、糖料和蔬菜等作物，以我國城鄉(xiāng)居民

4、主要食物消費需求分析來預測耕地警戒值，系統(tǒng)研究了全國和31個省級行政區(qū)的耕地警戒值，揭示全國耕地警戒值的年變化特征和31個省級行政區(qū)之間的空間差異，以及耕地警戒值模型參數、國家和省級行政區(qū)兩個層次的耕地警戒值對耕地管理的指示功能。本研究取得的結論是： （1）國家耕地警戒值 1）國家耕地警戒值的年變化特征。．2009～2020年國家人均耕地警戒值在波動中減小，到2020年，根據食物消費需求方案1、方案2和方案3，國家人均耕

5、地警戒值分別為0．0650 h㎡/人、0．0744 h㎡/人和0．0764 h㎡/人，無論按照哪種食物消費需求方案，人均耕地警戒值都大于0．053 h㎡/人；雖然人口總量呈現緩慢增長態(tài)勢，但人均耕地警戒值減少相對較快，三種不同食物消費需求方案的國家耕地警戒值總量也在波動中呈現下降態(tài)勢，到2020年，分別為0．9427×108h㎡、1．0784×108h㎡和1．1074×108h㎡。到2020年，要保住耕地紅線的可能性很小，在“十二五”的

6、最后一年（2015年），耕地總量可能會突破國務院規(guī)定的耕地紅線1．2×108h㎡；在2020年前，耕地總量在緊張的邊緣徘徊，必須保護耕地數量和提高耕地質量，全國的耕地壓力變動于輕壓力狀態(tài)與準壓力狀態(tài)之間，有計劃地、適量減少耕地數量，不會威脅國家食物安全。 2）不同食物自給率和單產對耕地警戒值的影響程度有差異性，糧食自給率與糧食單產是影響耕地警戒值的關鍵；影響不同食品作物單產的主要因素有差異，糧食和糖料單產量受灌溉條件影響最大，施

7、用有機肥和建立農機動力配套體系是蔬菜生產用地管理的重點，施肥管理是油料生產用地管理的重點。基于國家耕地警戒值的政策性建議在于：構建第三方參與的耕地行為管理模式維護規(guī)劃工具的嚴肅性，用好土地整理規(guī)劃工具緩解耕地數量減少；耕地保護需要發(fā)揮農戶的作用，應該從耕地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和深化直接補貼制度等方面，加強對農戶耕地保護行為的激勵-約束，即從耕地使用權中分離出保護權，授予農戶耕地保護權激勵農戶參與耕地管理，建立農戶能從耕地上獲利的增產-

8、增收機制激勵農戶保護耕地，深化農戶“糧食生產綜合能力”補貼制度激勵農戶保護耕地，實施嚴格的農地管理與利用約束機制；從耕地使用權中分離出耕地的農業(yè)發(fā)展權，農業(yè)部門監(jiān)管耕地農業(yè)發(fā)展權，激勵農業(yè)部門參與耕地保護；探索3S技術跟蹤監(jiān)測耕地動態(tài)變化、適時管理耕地。 （2）區(qū)域耕地警戒值 1）各省級行政區(qū)的區(qū)域人均耕地警戒值差異大，當只考慮自然要素對人均耕地警戒值影響時，從三種食物消費需求方案的區(qū)域人均耕地警戒值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相

9、差的倍數關系來看，方案1介于7．7804倍～7．8109倍之間，方案2介于7．7813倍～7．8055倍之間，方案3介于7．7820倍～7．8109倍之間，耕地警戒值由小到大的排序為：湖南、江西、廣西、廣東、福建、江蘇、上海、浙江、湖北、四川、北京、安徽、河南、山東、重慶、海南、河北、天津、黑龍江、遼寧、吉林、云南、貴州、寧夏、陜西、內蒙古、新疆、山西、西藏、青海、甘肅；在同時考慮食品消費因素的區(qū)域差異時，自然因子作用下的耕地警戒值的空

10、間分異出現了明顯變化，從三種食物消費需求方案的區(qū)域人均耕地警戒值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相差的倍數關系來看，方案1介于5．2975倍～5．3164倍之間、方案2介于5．2960倍～5．3118倍之間，方案3介于5．2975倍～5．3125倍之間之間，由小到大的排序變化為：湖南、江西、廣西、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江蘇、福建、山東、河北、黑龍江、廣東、重慶、海南、吉林、浙江、貴州、云南、遼寧、上海、寧夏、陜西、北京、天津、新疆、山西、內蒙古、青

11、海、西藏、甘肅。 2）各省級行政區(qū)的區(qū)域耕地警戒值總量為各省規(guī)劃了一個最低耕地保護數量，為基本農田數量劃定提供了參考指標；耕地壓力具有明顯的區(qū)域差異，從2006年開始，北京、天津、遼寧、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廣東、西藏、陜西和青海等11個省級行政區(qū)就已進入耕地壓力狀態(tài)，用于生產食物的耕地總量出現“赤字”，其他省級行政區(qū)的耕地總量處于“盈余”狀態(tài)。分析不同行為主體驅動耕地減少的作用發(fā)現，地方政府是耕地減少的直接和間接推動者，可以

12、通過構建以耕地為載體的利益均衡機制和建立糧食主產區(qū)動態(tài)管理機制激勵地方政府保護耕地，即依據不同省級行政區(qū)之間的耕地盈余/赤字量，結合政策性退耕還林還草，劃定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和遼寧省等8個省級行政區(qū)向國庫繳納“糧食安全——生態(tài)安全補償金”，約束其耕地進一步減少行為，不同程度地補償其他省級行政區(qū)，激勵耕地保護行為；依據耕地盈余/赤字量對糧食主產區(qū)動態(tài)管理，13個糧食主產區(qū)中的遼寧省只具有省內意義，而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和云

13、南省可以作為國家后備糧食基地來建設。地方政府嚴格控制耕地減少的驅動力類型是建設占用耕地關口，行政管理耕地的重點是嚴格執(zhí)法。 因此，耕地警戒值研究對于深化耕地紅線的認識有重要現實意義?；谑澄锵M需求量結構的人均耕地警戒值是評價人地關系重要參考指標，耕地警戒值總量是保護耕地資源的重要參考指標，兩者的年變化是客觀存在的，不能用一個指標來衡量；耕地警戒值的區(qū)域差異也是客觀存在的，不同省區(qū)之間的耕地警戒值差異較為顯著，為基本農田或者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