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影響研究 - 武漢大學文學院

1、《比較文學比較文學》參考文獻摘錄參考文獻摘錄第一章第一章影響研究影響研究一、一、流傳學流傳學二、二、淵源學淵源學三、三、媒介學媒介學四、四、形象學形象學（一）流傳學專題：（一）流傳學專題：1.20世紀上半期，“尼采與中國”，竊以為最可說者有以下幾點。一、關(guān)注及時，興趣持久，于現(xiàn)代中國思想留下甚深的刻痕。二、文學界比哲學界更加熱心，上述刻痕留于文學者也遠深過留于哲學者。三、出現(xiàn)了數(shù)量可觀的扎實的譯品，不讓今人專美于后。四、凡所評介，涉及尼

2、采生平、著作、知識背景、思想淵源與前后變化、知識論、歷史觀、人生觀、宇宙觀、價值觀、進化觀、藝術(shù)美學觀、政治觀、道德觀、宗教觀、教育觀、婦女觀以及文體風格，范圍之廣，今之研究者欲更增益，恐怕也難。五、客觀上超越了單純書本研究，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尼采”之外，設(shè)定“尼采與中國”這一特殊精神文化問題，使中國的尼采研究可能成為關(guān)于中國自己、至少是把中國自己也包括進來的一個世界性的追問。摘自郜元寶：《尼采與中國（19022000）編選者序》，載《

3、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2期，第152153頁。2.這本譯詩觸發(fā)起英美詩壇翻譯、學習中國古典詩歌歷久不衰的熱潮。意象派后期掛帥人物、美國女詩人愛米洛威爾邀人合譯了中國古典詩歌一百五十首，于一九二0年出版《松花箋》（FirFlowerTablets），愛米洛威爾直到臨死還在計劃繼續(xù)譯中國詩。在龐德譯詩出版后的五年之內(nèi)出現(xiàn)的中國古典詩歌英譯本，至少不下十種。文學史家驚嘆，這些年月，中國詩簡直“淹沒了英美詩壇”。意象派詩人之所以迷戀于中國古

4、典詩歌，并非純?yōu)楂C奇，或給自己的詩添些異國風味，他們覺得中國古典詩歌與意象派的主張頗為吻合，可以引這個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來為自己的主張作后盾。龐德說“正是因為有些中國詩人，滿足于把事物表現(xiàn)出來，而不加說教或評論，所以人們不辭繁難加以造譯?！彼裕庀笈芍c中國古典詩歌結(jié)合，是有一定姻緣的?！鞍粗袊L格寫詩，是被當時追求美的直覺所引導的自由詩運動命中注定要探索的方向”。摘自趙毅衡：《意象派與中國古典詩歌》，載《外國研究》1979年第4期，

5、第4頁。（二）淵源學專題（二）淵源學專題1.由此定義，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淵源學研究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征：首先，它是強調(diào)對跨國影響淵源的追溯的研究。也就是說，“淵源的研究反過來追溯源頭”。這樣，和流傳學相比較，它把研究的起點從放送者改為接受者，也就是說，淵源學從文學的接受者出發(fā)，探尋它的異國文學的源頭；而流傳學則以文學發(fā)送者為起點，去考察文學跨越不同國界之后的具體傳播和流變。當然，如果我們僅僅從實證性的影響關(guān)系來區(qū)分流傳學和淵源學的研究，恐怕還

6、很難說清楚兩者的根本區(qū)別?！浯危瑴Y源學和流傳學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流傳學研究的起點是明確的，它的落腳點在“放送者”對“接受者”的影響，而淵源學研究卻是站在“接受者”的角度，其終點是明確的，但是它所受影響的發(fā)送點——或者說影響的源頭是不明確的，是需要研究者給以考證和追溯的。摘自曹順慶：《比較文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由王向遠教授的兩部專著說起》，載《中國比較文學》2008年第1期，第2425頁。3.研究并撰寫翻譯文學史，首先必須明

7、確的，是“翻譯文學”及“翻譯文學史”的學科定位問題。翻譯文學及翻譯文學史的研究應(yīng)該是比較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應(yīng)該有縱、橫兩部分構(gòu)成。橫的方面，是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研究，不同文學體系之間的平行研究，文學和其他學科之間的貫通研究等；縱的方面，則是比較文學視角的文學史研究，其中包括“影響—接受”史的研究，文學關(guān)系史的研究，翻譯文學史的研究等。翻譯文學史本身就是一種文學交流史，文學關(guān)系史，因而也就是一種比較文學史。比較文學的

8、分支學科，如文類學，主題學，形象學，思潮流派比較研究，比較詩學等，都應(yīng)該也只能放在比較文學史，特別是翻譯文學史的知識領(lǐng)域中。這樣看來，翻譯文學及翻譯文學史的研究就成了比較文學學科中一項最基礎(chǔ)的工程。摘自王向遠：《翻譯文學史的理論與方法》，載《中國比較文學》2000年第4期，第47頁。4.我們在看到兩種文化相通性的同時，更會注意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所謂差異性就是指“有與無”、“長與短”、“同與異”三對宏觀的矛盾。因為“差”可以指全額相差

9、，即指“無”，因而涉及“有與無”的關(guān)系；也可指部分相差，即指“短”因而涉及“長與短”的關(guān)系；“異”則不言而喻，自然涉及“同與異”的關(guān)系。從哲學角度看，別人之所有、之所長、之所異，都是自身所缺，因而都是廣義下的自身之“短”。那么，如何對待自身之“短”和別人之“長”，便是我們首先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從文化交流之效果看，交流活動最終是成功還是無效，就看雙方有沒有接受或納取對方的文化。從這個意義出發(fā)，雙方對外來文化（文化交流意義下的文化指

10、健康文化）都應(yīng)以“取”為本，故都應(yīng)以“取長補短”作為文化交流活動的一項重要指導原則。由于文學翻譯屬于文化交流之大范疇，文學翻譯活動的指導原則就應(yīng)當受文化交流活動指導原則的制約。摘自宋學智、許鈞：《從文化觀看文學翻譯的指導原則——“取長補短”淺論》，載《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第175176頁。5.根據(jù)克里斯蒂娃等人的互文性理論，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脫離其他文本而存在。它或是在它以前的文本的遺跡或記憶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或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

11、和轉(zhuǎn)化。從這個角度上看，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與他創(chuàng)作的《野草》就構(gòu)成一種互文性的關(guān)系。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對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的翻譯給予了《野草》創(chuàng)作一把理論的鑰匙，促成了魯迅創(chuàng)作在文學意圖、創(chuàng)作策略和創(chuàng)作風格上的變化。由此看來，當我們說沒有魯迅對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的翻譯，《野草》就難以達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頂峰這樣的藝術(shù)高度時，我們更多地指涉著的是魯迅對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的翻譯對確定《野草》在中國散文詩發(fā)展史

12、上的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和價值。摘自趙小琪：《互文性：魯迅的與的譯介》，載《社會科學輯刊》2007年第4期，第188頁。（四）形象學專題（四）形象學專題1.要確定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的概念就需先下一個定義或者更確切地說，需要先設(shè)定一個研究范圍。對此，我們或可作如下表述一切形象都源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guān)系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為對兩種類型文化現(xiàn)實間的差距所作的文學的或非文學，且能說明符指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