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法權的配置.pdf

1、法院設置體制反映了一國司法權配置的基本框架。我國司法權配置由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統(tǒng)一規(guī)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通過了司法改革新舉措：“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tǒng)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qū)劃適度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tǒng)一正確實施?！逼渲凶钜瞬毮康牟糠质翘剿鹘⑴c行政區(qū)劃適度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新一輪司法改革似乎將司法權地方化、司法權行政化造成的司法不公問題歸因于司法權的配置與行政區(qū)劃一一對應，

2、試圖通過改變司法權的配置來推動司法體制改革，并為法治中國的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那么，司法區(qū)是否必須與行政區(qū)一一對應，司法區(qū)背后的價值理念應該是什么？這就需要回到司法權問題的原點：司法權的性質與屬性。關于司法權的性質，法學界基本上已經達成共識：被動性、程序性、中立性、獨立性、判斷性、終局性。這六種特質可以說是司法權在運行中體現出的特殊性質，這已為中國的司法體制改革提供了邏輯起點和前提性的指引。而與之同樣重要的司法權的權力屬性問題

3、，尤其是司法權的社會屬性問題，似乎被學界忽略了。
　　司法權的權力屬性，指在國家權力體系與結構中，司法權與立法權、行政權相比所獨有的特殊屬性。
　　一方面，司法權是國家專屬的國家權力。從理論上講，立法權、行政權同樣是國家權力，憲法框架下的所有國家機關，也均有義務保證法制的統(tǒng)一。但由于立法權、行政權均具有相對主動性的特征，司法權的終局性在維護法制統(tǒng)一方面的地位就最為重要。根據我國憲法規(guī)定，地方各級司法機關對產生它的人大負責，受

4、其監(jiān)督，地方司法系統(tǒng)的人、財、物權掌握在地方政府部門手中，這種體制安排在客觀上為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條件。去地方化改革勢在必行。
　　而另一方面，法律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是社會的產物。司法是法律的生命之所在，司法權不可避免地具有社會性。由西南政法大學張永和教授主持的“少數民族地區(qū)司法文化與法治建設”課題組在新疆烏魯木齊市烏魯木齊縣法院板房溝人民法庭進行了調研時發(fā)現，為了方便哈薩克族人民群眾適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參與訴訟，烏魯木

5、齊市中級人民法院指定烏魯木齊縣人民法院集中管轄受理烏魯木齊市范圍內的哈薩克語案件。這種按照語言管轄而不是按行政區(qū)劃管轄的方式即是典型的多元社會因素在司法管轄之中的反映。
　　其實，除了語言和文化之外，政治、經濟、地理、交通、人文等多元社會因素必然會也應該要反映在司法管轄之中。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社會分工與專業(yè)服務日趨細化，依托旅游業(yè)發(fā)展經濟的地區(qū)相應加大了對旅游司法服務的資源配備?！熬皡^(qū)移動法庭”的旅游管轄、知識產權法庭均可以看做經濟

6、發(fā)展與行業(yè)發(fā)展因素在司法權配置中的體現。而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地理交通因素也是司法區(qū)劃分的重要因素。例如海事法院的司法管轄是根據河系與海系的走向與分布來劃分，其管轄權并不局限于所在市。此外，諸如奧運村法庭、自貿區(qū)法庭、義烏法院在商貿城的巡回法庭，均是司法權配置與司法管轄對多元社會因素的尊重與回應。
　　那么，國家在進行司法權配置的體制性改革的時候，就要對豐富多元的社會性因素，即司法權的社會屬性予以充分尊重和回應。因為從司法權本身的屬

7、性來看，司法權最重要的功能是解決社會糾紛。這種在起源上以社會為起點而在目的上又以社會為歸宿所表現出的天然地方屬性，就是所謂的司法權的社會屬性。司法權司法權這種天然的社會屬性決定了司法權必然與地方性知識聯系在一起，即司法權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地方性特征。
　　那么，在以司法權的國家性為理論基礎的去地方化改革，以保證國家法制統(tǒng)一與司法統(tǒng)一，和以司法權的多元社會因素為基礎的天然地方性特征之間，是對立和矛盾的嗎？司法權的配置到底應該以何種理論

8、指導，又以何種方式來調整和優(yōu)化？這就是論文要探討和回答的問題。
　　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司法權最重要的屬性是其國家屬性。從我國憲法的規(guī)定來看，司法權專屬國家。然而憲法規(guī)定地方各級法院由同級人大產生，并對其負責，受其監(jiān)督，再加之地方法院的人、財、物權都掌握在地方手中，由地方予以保障，這樣一種制度安排，為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條件，去地方化的改革勢在必行。從另一方面來講，司法屬于行動中的法律實踐，結合我國人口多、分布廣、

9、民族習慣各異等特點，又由于法律適用多樣以及隨著民間法、習慣法、調解制度的實際運用，司法權的社會性與地方性特征不可避免。那么，在司法權的國家屬性與司法權的社會屬性之間，在司法權去地方化改革與司法權固有的天然地方性特征之間，到底該如何化解這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就需要我們在司法改革實踐中予以回應。
　　之所以強調司法權所具有的國家性，主要是因為司法權具有維護法制統(tǒng)一方面的特有功能。從理論上講，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均有義務保證法制

10、統(tǒng)一。但法院作為司法機關，其行使審判權的行為本身即是正確適用法律，且由于立法權、行政權的相對主動性特征，司法權的終局性在維護法制統(tǒng)一方面的地位最為重要。就立法權而言，若想讓自己倡導的某種利益能夠在眾多利益的角逐、權衡和取舍中脫穎而出，只能積極主動地主張并行使自己的權力。就行政權而言，無論是在啟動還是運行的過程中，都必須通過對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管理、控制來維護和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利益。司法權對立法權和行政權這種帶有強烈主動意圖與目的的權力

11、來講，其糾偏的功能對于政治結構與權力秩序的穩(wěn)定來說，其國家性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法律是對社會關系確認、抽象和概括的表現和產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法律在本質上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換言之，法律的內涵應在地方化的語境中去理解。這種情況在現代社會的司法權中體現尤其明顯，司法權體現著與其本地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各種特色，其運作與行使更依賴于特定的社會情境，呈現出不同的地方性和多元化，因地域而形成的有差別的經濟、政治、文化、歷史傳統(tǒng)等多元

12、社會因素必然會也應該要體現在司法權的配置之中。
　　通過對實行聯邦制的美國、德國以及實行單一制的法國、日本四國司法權配置的基本樣態(tài)進行比較研究，發(fā)現司法權在單一制國家是自上而下進行統(tǒng)一配置的，聯邦制國家各州享有相對獨立且完整的司法自治權，雖然兩者司法權配置方式上差異較大，但各國司法權的國家性處于不斷強化的過程，多數國家司法區(qū)的劃分并非僅僅基于克服司法地方保護和地方干預之政治目的，而是將經濟、政治、地理、人口、文化等多元社會因素作為

13、司法區(qū)劃分的考量標準，而且在法院管理結構的設置上大都遵循法院審判權和法院管理權的分離原則。作為單一制國家的中國，司法權的國家性要求司法權由國家統(tǒng)一配置，并嘗試改變司法管轄區(qū)與行政管轄區(qū)完全重合的局面，探索建立保障審判獨立的審判事務系統(tǒng)和管理事務系統(tǒng)分離的管理體制。
　　司法權的國家性與社會性的雙重屬性應成為當前我國司法權配置的理論參照，以司法權國家性為理論基礎的去地方化改革和以司法權社會性為基礎的司法權地方性之間并不存在矛盾，在克

14、服司法權地方化和司法權行政化的改革之路上，一方面我們要處理好司法機關與黨的關系、與人大的關系、與行政機關的關系，并在法院內部系統(tǒng)建立人、財、物的隔離機制，保障司法權的國家事權之屬性；另一方面，為體現司法權的社會屬性，跨行政區(qū)劃設置法院是司法管轄因地制宜的具體實踐。在跨行政區(qū)設置法院時，應綜合考慮地理人文、地域面積、人口數量、經濟狀況等因素，拋棄法院設置與行政區(qū)域在管轄范圍和數量上完全一一對應的做法，以司法資源相對平衡、訴訟成本最低為原則